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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洪文武斗猛將陳阿大沉浮錄:響當當的造反派頭目

時間:2019-10-11 23:12:52        來源:

 許多老上海人都還記得陳阿大這個名字——他是王洪文的“小兄弟”,在“文革造反起家,當上了上海市主管工交工作領導,還當上了中共九大十大代表。后來隨著“四人幫”的覆滅他也銷聲匿跡,在政治舞臺上失去了蹤影。回顧陳阿大走過的人生道路,對讀者更深入了解“文革”必將有一定幫助

響當當的造反派頭目

陳阿大原籍浙江省紹興縣陶南鄉。1958年,16歲的陳阿大為上海中華船廠的一名工人。

1961年夏,19歲的陳阿大順利通過各項審查,成為一名解放戰士退役前,陳阿大已升為上士軍銜現在能夠看到的部隊上給他寫的鑒定材料中,有這樣的話:“不怕苦,不怕累,不怕臟,積極想辦法完成任務”,“組織紀律性強”,“‘三八’作風扎實,尊重領導,服從命令指揮,叫干啥就干啥”。

1965年春,陳阿大復員回到上海,組織上把他安排到上海良工閥門廠當工人。在這段時間里,陳阿大曾任車間里的保衛干事兼民兵排長。

陳阿大復員不久,正趕上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。陳阿大出身貧苦家庭,本人是工人出身,當過兵,根正苗紅,雖然文化水平低一些,也不是黨員,但仍受到了重視。“四清”運動一開始,工作隊就讓他作為工人代表參加了廠里的“四清”工作。但他文化程度畢竟不高,更核心的工作他做不來。他所做的主要是征求群眾意見后向上反映,使工作隊對群眾的思想情緒有一些了解。由于他到廠后表現好,1966年1月,廠里團組織發展他入了團。

在參加“四清”工作中,陳阿大了解到廠里群眾對領導的意見比較多,而且他本人也對廠領導有了看法。他文化水平不高,因此有些事情廠領導不讓他做,他感到領導沒有把他當作骨干。這使他對廠領導產生了不滿情緒。

1966年5月,“文化大革命爆發,良工閥門廠也陷入動蕩之中。在全國政治風潮影響下,工人們開始對廠領導提出各種各樣的意見,但大多是雞毛蒜皮的小事。

一開始,陳阿大也給領導提些這樣那樣的意見,后來他覺得這些意見解決不了問題,就把廠領導的問題往路線問題上拉,并且率先在廠里貼出一張攻擊廠領導有“路線問題”的大字報。這張大字報在廠內影響很大,加上陳阿大在辯論中是個大嗓門,經常從一個工人的角度,用工人的語言批駁所謂“保皇派”,這使他的演講很有煽動性。陳阿大知道廠領導的“問題”多,敢于揭發,使一些造反的人愿意跟著他跑。這樣,陳阿大的身邊就聚集了一些造反者,他也很快成為這些造反者的核心人物。

后來,由他倡議,這些造反者共同成立了良工閥門廠革命造反兵團(簡稱“良工革命造反兵團”),陳阿大出任“司令”,成為良工閥門廠響當當的造反派頭目。

1966年11月,上海跨行業工廠企業造反組織——上海工人階級革命造反總司令部(簡稱“工總司”)成立。陳阿大和王洪文、潘國平、黃金海、葉昌明等人是發起者。當這個組織建立核心機構常委會時,陳阿大被推舉為“工總司”常委。從那時起,他和王洪文結識,并建立了密切關系

陳阿大對王洪文佩服得五體投地,而他本人就是被王洪文籠絡的一個。陳阿大曾經對他手下的人說過這樣的話:“我們要緊跟王洪文,誰反對王洪文,我們就叫他嘗嘗味道!”正因為陳阿大對王洪文忠心耿耿,王洪文對陳阿大也十分信任,把他當做手下的一員“虎將”。

掌權有術

陳阿大緊跟王洪文,王洪文指揮他干什么,他就干什么。陳阿大扮演著為王洪文沖鋒陷陣的角色,并以“武斗猛將”著稱。

1967年1月,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時,經王洪文推薦,張春橋同意,陳阿大成為公社委員。2月,上海人民公社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,又是經王洪文推薦,張春橋同意,陳阿大當上了市革命委員會常委,分管工交戰線工作。從此,陳阿大進入了上海市領導的行列。

但是,陳阿大畢竟文化水平低,寫個簡單的條子,也避免不了錯別字。怎么辦?陳阿大有辦法。他挑選一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給自己當秘書,讓這些人給他寫講話稿。當什么會議需要他講話時,他就讓秘書代勞,寫好稿子抄清后,由他在會上照著稿子念。

陳阿大下去檢查工作時,就讓秘書把一些文件規定的條文先記下來,等對方匯報時,提出哪些事情要解決,他就把秘書寫好的條文要過來,按條文內容,說些原則性的話。他的這種做法,在一段時間里還唬住了一些人,有的人認為,陳阿大“政策水平高”,“辦事有原則”。

陳阿大當上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后,并未放棄對他原來的單位——上海良工閥門廠的控制。他仍然兼任良工閥門廠的革命委員會主任,并且安排他手下的親信掌握著這個廠的大權。

陳阿大利用他主管全市工交戰線工作的條件,在工交戰線安插了許多親信當各單位的領導干部。他的這些親信都對他唯命是從,這樣他就控制了工交戰線的大權,一旦有事,一呼百應。

突擊入黨

陳阿大在“文革”前只是共青團員,沒有入黨,也沒有寫過入黨申請書。“文革”后他忙于造反,也沒有想到入黨的事。中共九大召開之前,張春橋有一個“名言”:要讓那些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涌現出來的“革命派”入黨,成為黨的新鮮血液,“造反派就是要入黨做官”。陳阿大自然也被張春橋看中,作為突擊入黨的對象之一,甚至在陳阿大還不是黨員時,就被“內定”為九大代表。

為了讓陳阿大快點入黨,張春橋和姚文元親自到良工閥門廠召開整黨建黨座談會,動員陳阿大入黨。可陳阿大自認早就是黨的人了,根本不知道還需要先寫申請書。這使張春橋、姚文元十分焦急。他們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一位常委專門找陳阿大談話。不料無論怎么“啟發”,陳阿大就是不懂要先寫申請書,只是瞪著眼嚷道:我早就是黨的人了,你要我做什么就直說了吧。這位常委只好點明:你要寫一份入黨申請書。陳阿大這才恍然大悟,急忙表示:馬上寫,馬上寫。

在秘書的幫助下,入黨申請書寫好后,張春橋、姚文元即調閱了陳阿大的入黨申請書,并且指示:盡快發展陳阿大入黨。

張、姚有指示,下面馬上落實。10月19日,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王秀珍、市革命委員會常委黃濤,親自到良工閥門廠去落實陳阿大的入黨問題。他們一到廠里,立即安排廠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開會,該廠金工車間于當天,就召開黨支部大會討論發展陳阿大的入黨問題。

王秀珍事先向陳阿大在良工閥門廠的親信做好了工作,安排一些人在會上發言,對陳阿大歌功頌德,使其順利入黨。從寫入黨申請書,到被發展入黨,還不到十天時間。我們現在從檔案中看到的陳阿大的入黨申請書,標明的日期是“1968年10月10日”。

陳阿大入黨不到兩個月,就被張春橋定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,這也創了一個紀錄。從陳阿大入黨到當上九大代表,速度太快了,以至他們連讓陳阿大填寫入黨志愿這件事都忘記了。陳阿大是在當上九大代表之后,才由別人代筆補填了入黨志愿書。事后,又由陳阿大抄了兩份。

策劃武裝叛亂的先鋒

陳阿大參加中共九大后,職務雖然沒有變,還是上海市工交組的負責人,但他的實際地位比以前高多了。有什么重要會議,特別是工交戰線的重要會議,都會邀請陳阿大參加。陳阿大也不客氣,凡是有會,他必到,到會后必講話。

陳阿大從內心里對張春橋、姚文元、王洪文是十分感激的。特別是對王洪文,更是感激涕零。他知道,沒有王洪文的賞識和提拔,就沒有他的今天,他下決心永遠緊跟王洪文。陳阿大也被視為王洪文的“小兄弟”,是王洪文手下的“五虎將”之一。

1976年,周恩來逝世鄧小平打倒毛澤東病重,“四人幫”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。他們甚至考慮到了用武力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方案,但他們苦于手中沒有軍隊,于是急于抓軍事力量。在這段時間里,王洪文開始密謀在上海建立“第二武裝”。

陳阿大是王洪文建立“第二武裝”的干將之一。那段時間,他經常到各工廠去,傳達落實“王副主席指示”,檢查民兵工作,特別是給民兵發槍的工作。他還安排手下親信,在各廠民兵中訓練應急戰術,一旦上海被圍,就要打反擊,還要進一步北方進擊,堅定地要為王洪文而斗爭

1976年10月6日,“四人幫”被抓。雖然中央封鎖了消息,但在上海的“四人幫”余黨還是從各種跡象猜測到他們的“四位首長”可能出了事。于是,他們開始策劃武裝叛亂。

10月8日,“四人幫”在上海的余黨召開了策劃武裝叛亂的會議。陳阿大跳得最歡,又是跑到民兵指揮部去安排、布置,又是向集中的民兵講話,搞動員,又是布置突擊發槍。10月9日凌晨,應王秀珍之召,陳阿大等人到上海市民兵指揮部第二號指揮點開會。他們認定:中央出了反革命,修正主義上臺了,這是右派政變,我們要和他們血戰到底。

陳阿大站起來,握著拳頭說:要大干,馬上干!陳阿大拿出了他出身船工之家、熟悉水路的本事,提議吳淞口沉一艘萬噸輪,把航道堵住,讓他們的軍艦進不來;調幾輛大卡車,把鋼廠的鋼錠拉到機場,甩在跑道上,把機場封住,不讓他們的飛機降落在上海機場!

但是,歷史潮流不可抗拒。陳阿大緊跟王洪文、張春橋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制造動亂,爬上高位,又在“四人幫”覆滅之際策劃武裝叛亂,最終逃脫不了歷史的懲罰。“四人幫”被抓之后,中央很快就穩住了上海,不久又改組了上海市委。陳阿大同“四人幫”在上海的親信一起,被中央隔離審查,后來又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,剝奪政治權利3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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